艺苑奇葩

——榆林县歌舞剧团

一、阴差阳错

县委大寨宣传队扩建为县文工团后，由于行业特点及管理难度，走马灯式地调换领导，有的只干了几个月就调动走人。县委派工作组进行集中的路线教育，为了巩固成果，县委给文工团在全县点将。工作组推荐我去担任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屈宽海找我谈话，说“你先去搭好架子，打好基础，不让你长干。”我好静不好动，性情呆板，不识乐谱，缺乏文艺细胞，不适合作文艺单位领导的基本素质。有人当时就说，县委调我去是阴差阳错的权宜之计，出乎意料，连地委书记任国义几次见我，听说我调到剧团，用怀疑口气说：“你能搞了？”

那时革命精神特别强，接受了县委任命，就边学边干，抓班子，铺摊子，练队伍。经过几年努力，把小型文工团扩建为89个人的大型歌舞剧团，上了水平。这时，提议将文艺全才孟宗级提任团长，我专任党支部书记，发挥各自优势，加强了领导班子。不久，又任命我为县文教局副局长，专职分管剧团工作。屈书记找我谈话“你干得不错，县委很满意，希望你继续干一段时间”，我没有辜负县委希望，工作更加努力。自1976年10月开始到1980年5月干了4年。这一段时间正是打倒“四人帮”前后，政治社会环境宽松，人心思干，而自己有刚获平反，决意抢回耽搁了的八年时间，因而，扬长避短，发挥了行政干部勤政、实干、知人善任的素质优势，办好了一个在榆林县文化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大型专业文艺团体，也是个人事业达到峰巅的光辉岁月。

二、励精图治

县文工团是新建的无导演、无教练、无住房、无排练场、无设备的“五无”单位，工作难度很大。我年纪四十，经历坎坷，政治上比较成熟，第一次独当一面，勤于实践，向内行学习，全身心投入，满负荷运转，内强素质，外树形象，艰苦创业，奋发进取，终于有所作为，事业有成。

组建队伍，培养了一批德艺双磬的演职员队伍。招收演员，选调导演，加上两批招收演职人员，总人数达到89人，其中乐队27人，一般的中西乐器基本齐全，省文化厅一领导视察后，说：“县级歌舞剧团，达到这样规模，真不容易。”

建设排练场，新建住宅楼，提供了必需的工作条件。

文艺团体永恒的主题就是配合形式，开展宣传。粉碎“四人帮”之后，县文工团刚成立，演出了大量的歌舞表演，小戏和歌舞节目。《打倒王张江姚》的话报剧，引起了轰动效应。宗福先创作的敢创政治禁区的话剧《于无声处》第一次喊出了人民求解放的呼声，成为解放知识分子的信号。上演《园丁之歌》使“臭老九”有了人民教师的自豪。因此，社会反响强烈，实现了舆论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作用，预示着中国将出现深刻地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历史终究是公正的，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天回地转，神州大地又是遍地春光。排除万难，大胆实践，排演了一批大型优秀剧目。经过配合政治形势，排演中小节目的锻炼，演职人员技艺成熟之后，排演了《江姐》《牧童与小姐》《兰花花》《刘三姐》《梁秋燕》等一批大型剧目，取得良好社会、经济效益。第一个大型节目是《江姐》，获得成功，表现了演出大型剧目技艺上的成熟与飞跃。被誉为“黄土地的芳香”的大型地方歌舞剧《兰花花》上演的几年中，街头巷尾“青线线，那个蓝线线……”主题歌响彻云霄，演出场次超过地区文工团的《向阳川》，创榆林地区现代戏演出场次之最，首次外出到绥德县城演出9场，场场爆满，座无虚席。每场售票1800张，等于绥德县城每人购票观看演出，首创了演出收入盈余2700元。从此《兰花花》名声大作，在全省及周边地区乃至全国各地的榆林人，纷纷来函祝贺，有的戏迷专程回榆林看戏，有一个在新疆工作的，因看不到“家乡好戏”而遗憾，来信索要剧本。有了好的剧目，年年超额完成演出180场的计划，其中有一年高达220场，同时演出收入逐年增加，购置设备，滚动发展，成为全省唯一的一个演出现代戏的县级大型文艺团体。

我调到行政部门几年后，原地区文化局用行政手段硬性挖走26名业务骨干作为基础，成立了地区民间艺术团，名扬国内外。县歌舞剧团从此解体，改为秦腔剧团。有一件欺世盗名，令人不快的事情，那就是地区民间艺术团在国内外演出获奖后，媒体多次报道他们是在根本就不存在的榆林歌舞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欺欺人，因为不会有人相信陕西有过一个什么榆林歌舞团。

三、以仁治人

文艺界有一条基本规律，人难选，培养周期长，成材后“捣蛋”。而文艺是一种感情劳动，演职人员要有一种强烈的敬业奉献精神，勤学苦练，吃苦耐劳，这是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体。作为党支部书记，我的任务是从强化素质入手，培养好这一支队伍。自始至终坚持政治挂帅，思想先行，以人为本，开展“四讲”（讲学习，讲奉献，讲团结，讲纪律）“三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育人活动，用真心感动人，用真诚对待人，用先进鼓舞人，用纪律约束人，促进全团形成爱团敬业，勤奋刻苦，遵纪守则，团结互助的新团风。

严格纪律。文艺表演自身特点之一，就是它的集体性。每场演出，都要严密组织，密切配合，才能取得好效果，任何一个人的一点疏忽，都会导致整体失败。为此，通过民主讨论，制定考勤，演出，技练等各项制度，规范每一个人的行为，特别是考勤非常严格，上班点名，班中抽查，对迟到旷工有严格处罚。一年中连续旷工二次以上影响一次调资，有人常发现剧团的人跑步上班，基本上都养成了有事请假的习惯，从无旷工现象，保证排练和演出正点开始。演出中误场，忘词、笑台、以其性质、情节、作为演出事故、记录在案，作为考核和评级依据。

典型引路。政治思想教育中，注意发现每个人的闪光点，用本团典型教育本团人，使每个先进人物都在自己身边，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大提琴演奏员朱聿有常违规迟到，是重点帮教对象，有一次夜间演出，摸黑赶路，突然跌跤，大概他意识到自己所背的大提琴是贵重乐器，在一刹那间，把乐器抱在怀中，让背部着地，宁让身体受伤而保护乐器。我发现他的这个闪光点，广为表彰，号召大家向他学习。从次开始，他精神振作，抓紧技练，进入先行行列。二胡演奏员黄强是个勤学苦练，奋发图强的好青年，由于排练室有其他活动，他在室外屋檐下技练，正下着小雨，他面墙而坐，让雨水滴在自己脊背上，保护二胡不淋雨。在他的先进事迹中，又有了爱护乐器的内容，使这个先进尖子更尖。这两个事例的发现表彰，解决了爱护乐器的陋习。

以理服人。批评人要讲策略重证据，在剧团来说，这点更重要，因为他们智商高、聪明，会“捣蛋”，批评不到点子上硬是不服。我有一败一成的经历。歌剧《江姐》有一个场景，江姐带着书包，被警察搜查，从书包中取出一本书，说一句台词“原来是一本书，你是老师？”由于管道具人员疏忽，放了一块白布代替书本，这个警察检查取出，改了原定台词，竟说：“原来是块布”，使下边无法接戏。讲评会上，批评他出了演出事故，而他百般狡辩，说“我实事求是，明明是一块布，为什么要说成一本书呢？欺骗观众”。这本是演员基本常识都能解决的问题，而他却不分是非，坚持错误。我接受了这个教训，注意批评人要学会讲道理讲科学性。又一次，在演出中，一个演员几次搬景误场，拒绝接受批评，理由是他是演员，幕间换装，没有时间搬布景。我决定跟班劳动，具体观察，找到答案以后，在会上正式批评，宣布给他记一次演出事故的处理，这种以理服人的批评，使他心悦诚服。从此，谁要违规而不承认，有人就说“你操心老白跟班劳动”。

有个搞舞台美术的青年，工作常出漏洞，教育时总是歪理邪说百般狡辩。无奈，我失去理智骂他是“流氓”，在此前后相继发生了两个副职领导无理训人，领导与几个下级顶牛，情绪对立。在支委会上分析了情况，决定我首先在职工会上检讨，副手也做自我批评，解开“死扣”，这样做大家为领导的高姿态予以谅解，几个受批评者也诚恳接受过去对他的批评，要立功补过。领导不以权压人，而以理服人，大家心情舒畅，合作共事。

四、恩威并举

领导要耐心教育，启发自觉，又有严格纪律约束，二者的切入点，就是奖罚严明。奖的适当，罚的合理，就能奖励一个人，教育一大片。

公生明，严生威。奖罚处以公心，大家都心悦诚服。正确对待几个主要演员的功过评价，开始重奖严罚，建立了公正有效的奖励机制。一个女演员是政协委员，我培养的先进典型，奖罚办法出台后，因为“笑台”，第一个受罚，引起巨大震动，纷纷议论“老白能处理他培养的尖子演员，这是动真格的”。有人非议，这是向主要演员“开刀”杀鸡训猴，我据理驳斥“这是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开创了公平执纪的先例。不久调整工资时，这个受罚的演员，本应调资，而同她同时进团的几个人，承认她“政治表现好，业务水平高”以她受过罚，且工资已经高于他们几个人，而对她调资持有异议，有人也附和这种观点。我力排众议，坚持全面看人，“变”字看人，功过分明，终于取得了统一的看法，本人和大家都受到教育。另一女演员，德艺俱佳，常担任一号角色的A角，评资时，她去“陕歌”深造，有人说她骄傲“话把子打人”不同意给提级，我耐心引导大家，顾全大局，全面看人，看大节，看主流，终于报县政府追加指标，作为特殊问题解决，她深受感动。从此，思想感情有了转化，和领导心贴心，以团为家，敬业奉献，她以往和领导谈话时“你们团……”后亲切称为“咱们团……”。有一个男主角，大学生，业务水平低，记忆差，记不住台词，又不识乐谱，常要人教唱，乐理培训成绩差，又拒不参加考试，以“0”分公开曝光，推迟提级。这样坚持公正的治理刁、懒、差，促进后进转化，推动全团形成学业务比贡献的热潮。我离开剧团几年以后，因表现差被调出剧团的那位大学生，在文教局暂存几年，待分配期间，我调任城关镇党委书记后，他联系去城关的一个学校工作，就怕我“扣卡”，托人说情。实际上事前我已批准教育科要调他到那个学校的报告，这使他出乎意料，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成了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表现不错。后来提为一个中学工会主席。多年以后，他对人说起这次调动感慨万千，说“老白是个刀子嘴，豆腐心，批评严格，而是诚心帮你办事的公道人”。在决定奖罚时，一个人身上既有功也有过，难以作出适当评价。有一位主要演员，去绥德演出《兰花花》，她扮演杨五娃母亲，角色规定，有哭着趴在地上的情节动作，不料舞台地板上有一个钉尖，把手心划伤，鲜血涌出，硬是忍痛握拳，完成表演动作，在幕间换药，坚持演完全场。以后又在一个剧目中，几次打绷带出场对“救场”有功。此后不久，又一次演《梁秋燕》时，扮演梁母，不能按时上场接戏，其老伴梁老人大喊几次才出场，因为误场，应当受罚。在总结出外演出讲评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想起童年时老师讲过一个外国故事：国王派一个军官执行任务，由于疏忽失职，发生爆炸事故，而在制止事故时又做出巨大贡献，国王论功行赏，对他抢险有功，给挂了勋章，刚挂上勋章又以玩忽职守罪处死。受此启发，对这个演员没有简单的功过相抵，不奖不罚，这是第一个先例。此后用同样办法处理类似的几个人，普遍反映，这样功过分明，实事求是。这是在政治思想工作中的新探索，新突破，在以后多年领导工作中曾多次采用，效果良好。

对下属既要严格要求，又要热情帮助，为其排忧解难，这样，他才会对你有一种自然的亲和感、亲近感。一次，有几场重要演出，琵琶演奏员突然提出请假，送其病危妹妹去西安抢救，我十分为难，准了假，琵琶无法按配器演奏，影响演出效果，不准假，又觉得残忍，万一有个闪失，将永远无法愈合职工的心理创伤。权衡利弊，在地区文工团借人顶替，准假让他陪妹妹去西安治病，次日早动身，其妹当晚死于途中。这次破例在演出时给他准假，深受感动，永远感谢领导破例准假“够意思”，表示“再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心里痛快”精神面貌大变，成为业务骨干。有一女演员，因严重肺穿孔，病休多年，进入婚龄与一有眼疾工人结婚，她听人说法国进口的一种药对治肺病有特效，每瓶120元，按当时物价水平，这个数目相当于她几个月的工资。当时尚无用高价进口药的先例，经请示县政府领导特许，批准其购买几瓶，药到病除，不久上班，奋发工作，要“弥补多年养病造成的损失”。以后提为剧团党支部副书记和县文管所所长，回忆往事时，常说“在剧团工作心情舒畅，唯一遗憾是和剧团领导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太短”。

有些失败的领导，就是对他有过不敬，顶碰或伤害的下级，在其有难时耿耿于怀，斤斤计较，总想“给点颜色看”。我反其道而行之，视宽容为人间最大美德，是一个正直领导者的必备素质。对下级要有错必纠，有难必帮，以严育人，以情感人，取得下级真诚尊敬和信任，你说话才有号召力和凝聚力。从严治团，以德治人成为我在剧团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1986年，地区文化局在地区民间艺术团搞民意测验，推举团长人选，因该团业务骨干由县歌舞团调去，对我了解，推荐我为团长人选，有些熟悉的人，给我透了风，我坦诚告诉他们：“我批评人厉害，过去没少批评你们，咋还推荐我”，他们解释说：“你嘴硬心好，批评严格，有难却真心帮助，不卡扣我们，批评起来心服口服”。其实，行署党组已决定调我任地区文化副局长兼地区民间艺术团团长。我考虑自己已年过50，又是外行，难胜此任，恳请当时在县委蹲点的省文化厅长党荣华，建议行署取消任命。

五、以身作则

领导者的任务是抓班子，建摊子，创路子，做大家创业的带头人，既要说又要干，既要领，又要导。在工作、生活中时时注意检查自身言行，树形象做榜样，用勤政廉洁的公仆形象带动人，激励人。这是当好领导，搞好工作的切身体会。

实干苦干，事事走在前。“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几年中，无论排练或城乡演出，都在现场指导，从未缺席，有一次去佳县农村演出，提前返回，参加县党代会，是唯一的一次例外。紧张排练时，同大家一起，通宵达旦。领导扑下身子，精神抖擞地同大家一起拼搏，大家不言苦，不畏难，一心干，无怨言。

领导带头干，就是无声的命令。初次上演大型歌剧《江姐》，群众演员太少，气氛不浓，借用县一中18名学生参加，气氛仍上不去，让团长动员会计、秘书、炊事员、门卫等后勤人员全部上台，扮演群众角色。有人说，只要白书记上，他们就上，我被“逼上梁山”，由于语言不过关，要求团长分配个没有台词的角色，扮演了资本家和烈士两个配角，把后勤人员全部带上了舞台，从此立下了全团人人要上台当配角的规定。一次县委屈书记陪同驻军首长看戏后上台接见演员还和我开玩笑“咋没听见你说一句话”，从此，有人开玩笑说我“是歌舞剧团的演员”。

领导走前头，群众有奔头。下乡装车，男演员轮流执勤，搬布景包括主演在内的全体人员，全部齐上，首先把我和几位团长排在前面,开始立茬，从此使这些硬规定，长期坚持，形成制度。地区文工团一演员见状说“下乡装车，台上搬布景是剧团两大难，在你们这都不难，就是领导带头”。下乡演出是辛苦是进行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素质锻炼的好时机。我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同吃同住同演出。去安崖演出，公社安排住中学教室，把课桌拼起做床，有一个主要演员嫌不平，说怪话“睡这床受罪是改造犯人哩”，我自动将自己铺位与他交换，当他得知我同他同住一处受罪时，羞愧难当，以后再永无怨言。

从我做起，团结一班人。用正直、真诚团结大家，吃苦往前站，得力往后退。我是一把手，又是业务外行，就注意充分发挥几个行家助手的作用，1978年10月，建议县委提孟宗级任团长，我只任党支部书记，班子重新组合，优势互补，发挥各自优势，互相支持。县级机关党委召开党代会前，分配一名代表名额，动员党员选团长代表出席，县委赞扬我这种高姿态，另增加一个名额，把我也选为代表。调资时，按规定比例，领导有一人增资，我主动提出给即将离休的副书记王志信提一级工资，县委鼓励我的做法，另增加一个调资名额也给我提了一级。剧团领导班子结构合理，是剧团工作出现活力的决定性因素。当时，圈内知情人评论，我和团长的良好合作，两人顶三人。一语道破优化组合班子的真谛。

六、梨园英才

文艺是全靠人的敬业精神，高超技艺创造精神产品的感情劳动。在当时社会上把演员同司机、医生、运动员称为四种有通天本领的人，这些人能接触领导是最难领导的，有的人去这些单位当领导是望而却步。所以，领导文艺单位的首要课题就是带好这一支队伍，抓住这个关键就会事业兴旺，否则就一事无成。

在县上领导高度重视下，不拘一格用人才，在选调一批骨干的同时，不分城乡和县内外，扩大视野，招收两批演员，充实人才资源。

作为党支部书记，我的责任是以人文本，培养一支德艺双磬的文艺队伍，提出“做革命人，演革命戏”“台上演英雄，台下学英雄”的口号，批评“台上演英雄，台下当狗熊”的倾向。通过坚持经常性学习和细致入微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大家把革命大目标和个人理想、事业联系起来，树立“团兴我荣，团衰我耻”的主人翁意识，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争创一流。

思想政治工作成果，只有在排练场和舞台上得到检验。

在排练场上，夜以继日，勤学苦练。排一个大型节目，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演、唱、奏不到炉火纯青的程度，绝不仓促上演，愚弄观众，就是靠这种拼搏精神，攻克难关，逐步提高艺术质量。准备排演大型歌剧《江姐》时，“延歌”有人怀疑说：“那是一块硬骨头，你们全团人加在一起，还没有我团乐池站的人多，我们都拿不动，你们演员阵容不起，没有实力，请不要开国际玩笑”。而我们硬是不信邪不畏难，动员全团人员一起上场，后勤人员当配角，增强气氛，借县一中18名学生伴唱，请高手导演，终于成功上演，揭开了演大型剧目的序幕。为了鼓舞士气准备排演大型歌剧《刘三姐》，“陕歌”有人预言“甘肃歌舞团来了几次，怕拿不动，都回去了，你们要是胆大，敢冒险，不妨试试”，由于有了演出《江姐》的基础和经验，也相继获得成功。被誉为“黄土地奇葩”“带有泥土的芳香”的地方歌舞剧《兰花花》是地方民间艺术的一个突破，它的上演标志着艺术质量演出效果，经济收入，剧团的社会地位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创造了榆林地区现代剧目演出场次之最，达到轰动效应。

在演出中，大家都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每场演出，都克服种种困难，给观众献上高质量的健康的精神食粮，用行动谱写了一曲曲团结拼搏、无私奉献的凯歌。在农村演出，由于条件差，困难多，是对演员奉献精神的考验，无论条件多差，大家总是想方设法保证演出质量。一个村子，正在演出时，暴风骤雨，观众没有一个人离开，我们提出“观众不走，演出不停”，突然大风刮倒帐篷，台上几个人拉上一角，给演员遮雨，坚持演完。主演马慧景有一次在演出小节目的晚会上，出场17次，被雨滑倒，腿部擦伤，爬起来坚持演出，观众被感动，报以热烈掌声。有人慨叹，当演员真苦。

舞台是战场，救场如救火。这时，演员的敬业、奉献、团结精神，得到充分的表现。在绥德演出，潘桂萍做一个趴地动作时，被舞台上的铁钉划破手指血流不止，硬是握拳忍痛，继续表演，台下前排观众有人发现其手上流血，喊着“快下去包扎”而她坚持演完一场幕间包扎后，又继续上场。在演另一剧目时，她担任主角，又无B角顶替，硬是用绷带挂着双臂出台，观众还以为是角色规定的要求，未看出破绽。小青年郝振娥带病演出的场面，感人至深，上场前几分钟突然肚疼，趴在后台地板上翻滚，大声呻吟，大汗淋漓，看她疼痛的样子，肯定不能出演，大家围拢一起，商议救场办法，几个适宜顶替的演员立即化简妆，穿剧装准备上场接戏。这时，她在呻吟间隙不断呼喊“我能上，我能上，不要换人”。出场时间一到，大家扶她到幕条边出场表演，角色规定场景正是趴在地上又喊又哭夹着几句简单台词，和她肚疼动作接近，忍着剧痛，表演到位，配合默契。下场以后，跌倒在后台，即送往医院抢救。这么可爱的文艺战士，付出的牺牲精神，人人赞扬，以“救场”有功，给予重奖，成为学习榜样。又有一次下乡演出，有两位演员有病，车过家门找她，一个立即上车，躺在车上下乡，每场演出都化妆后躺在后台，等待出场。另一个病重，不能下乡，领导十分为难。退戏，愧对眼巴巴等着看戏的父老乡亲，万不可取，遂向大家讨注意，一致说“走，大家想办法顶角色”，于是，坐在车上，互相对词，回忆表演动作，团长立即宣布：救场如救火，大家抓紧时间，作顶替角色准备工作，万一出现忘词，配合脱节，不怪大家，力争演好，“给大家吃了定心丸”大胆表演，终于完成了演出任务，奖励了救场有功人员。从此，较好解决了紧急救场难题。

下乡演出背行李，昼行夜出，抗严寒，顶烈日，吃“野餐”住草铺，不怕苦，不言愁，都能按预定“台口”演出。有时组成小分队深入偏僻农家小院、部队哨所、食堂，工厂车间、残疾人和烈军属家庭慰问演出，有的老人拉演员的手，热泪盈眶，说他“坐在自家炕上能看城里大剧团演戏，是赶上了好社会”。经常上门慰问部队、烈军属，谱写了一曲拥军优属的新曲。

德艺双磬的演艺人才，是打倒“四人帮”以后，人心思干的宽松社会环境里，努力培养的结果。培养办法是：

请进来帮教。在大力借调导演、教练的同时，先后请“延歌”名导演张明亮坐镇指导，请延安文艺新秀王克文排演《江姐》，逐渐强化演员功底；

派出去培训。简团初招收演员，普遍搞扎实的上岗前培训，把各部门业务骨干，送延安“延歌”“民众”，西安“陕歌”进行业务素质训练，主要演员在“陕歌”培训时，给《刘三姐》当配角，暗地学戏，有人说本团的《刘三姐》是从“陕歌”偷回来的；

自己办班培训。考虑到新招演员年龄小，文化偏低特点，办文化办学语文，练写作，提高理解剧情、台词的能力。几位领导曾亲自给几位主要演员批改作文，教乐理知识，提高识谱水平，增强乐感，拿到剧本、唱段，自己练唱。经常开展技练，提高乐队演奏水平。同时，开展“小导演”“第二排练场”活动，互帮互学，在全团造成人人学业务，个个争先进的良好团风；

建立奖励机制，鼓励自学成才。通过提前转正定级，提工资、奖优罚差，绝大多数演职人员都进步很快，茁壮成长，其中许多成业务骨干。

七、演出盛况

成功的演出，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是对演出的承认和肯定，也是文艺工作者的欣慰。每次下乡演出，家家户户泡油糕、蒸白馍、擀杂面，邀请亲朋好友，逛会看戏，像过年一样，热闹非凡，给寂静的山村平添了喜庆气氛。演出时，上至白发老人，下至会走路娃娃，兴高采烈，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陆续结伴赶到会场。人们紧随剧情的跌宕起伏时喜时忧，台上演得投入，台下看的忘情，每到激动处，喝彩、呐喊、掌声雷动。最令人难忘的是夏季骄阳似火，汗流浃背，冬季寒风凛冽，脸冷脚冻，在潮湿地上静坐几个小时，有时还下雨淋着衣服，谁也舍不得离开夜场散戏时，多是夜半时分，星星点灯，月亮引路，照亮了那一张张兴奋的脸庞，欢声笑语，满意而归，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群众渴望看戏，就像干渴的黄土地希望得到雨露滋润一样，从群众殷切的目光中，看到了文艺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的迫切需要。通过在农村为农民演出，演职人员获得了“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服务人民”的自豪感，价值观和搞好文艺工作的历史责任。

八、最高荣誉

回顾县歌舞剧团发展历程，其原因是当时开始宽松的社会环境，加上实干苦干，还有重要一条就是县委、县政府领导看到全团上下一条心一股劲的拼搏精神，受到感动，积极支持，加强指导。在起步阶段，这个“外因”成为促进“内因”变化的主导因素。剧团初建，硬件、软件都不具备，典型的“一穷二白”，有人常说当地人请客的笑语：咱没米，如果有油，借点炭火吃一顿糕，讥讽“穷人办剧团是墙上挂帘子，没门”。在领导的高度重视下，条件不足靠创造，不利的情况很快转变。政府拨款3万元，建了一座宿办合一两层楼，相继修建了排练室，维修了家属宿舍，购置了乐器、服装、道具，调入导演，选调和在县内外选招演员。每排大型剧目，都拨专款支持。有一年，12月最后两天，县财政局结余1万元，曹仁德县长指名拨给县剧团，限两日内开支列入当年决算报销。时间紧迫，派人坐飞机去西安采购一批高级毛料，缝制60套合唱服。一次汇演，省文化厅一领导发现感慨万千：“一个县剧团，能缝制这么高级的合唱服，不容易啊！”又有一年，剧团经费不足，请县政府追加，曹仁德县长立即找主管文化的县委常委，副县长及财、文、计委等有关部门领导座谈，由我汇报后，决定所缺经费全部由财政解决。财政局长叫苦，财政已经寅吃卯粮啦。曹县长当机立断，剧团可以寅吃卯粮，其他单位下不为例。有人说曹县长偏爱剧团，他耳闻后，一笑了之，有时只说一声，“剧团干得很好，咱要好好支持”。每次调资都考虑县剧团的实际情况，几次追加指标。原县委宣传队有11人，以全民身份招工，却按集体工对待，县长召开专门会议批准恢复其全民所有制身份，后来有的转行时都分到行政单位和学校担任重要工作。当时招工，说情风盛行，而剧团又肯在农村和外县招工， 两次招工，有人想趁机塞人，曹县长指示“剧团是用人才的地方，任何人不准说情，招收学员完全由剧团决定”。结果招收学员质量很高，成功率达到60％以上高标准，后来都成为业务骨干。为了发展民间艺术，我们提出将“县文工团”改建为“歌舞剧团”的建议，县政府立即采纳，作出决定。上述这些，每次在剧团职工中传达，全团沸腾，增强了凝聚力，鼓舞了干劲，每解决一问题，都使工作出现一次飞跃。县委县政府其他领导对剧团领导也很信任大力支持。剧团有两个人为提级，耿耿于怀，利用演员可以“通天”的优势，向县委赵副书记“告状”，赵问：“老白违反政策，还是调皮捣蛋不好好工作？”均答：“这个我们可不敢瞎说，人家是一个好领导”“那你反映他什么？”答：“他事事和团长老是一个观点”。赵即寓庄于谐说：“剧团工作搞得好，就是书记和团长拧成一股劲，努力工作干出来的，你们两个灰锤，这么个水平，还来告状，县委已经叫老白任乡企局正局长，你们告不倒”。从此县委领导拒绝了演员“告状”歪风，剧团的事都能自主决定，县委、政府概不干预。

县委用特殊方式鼓励我们令人感动，终生难忘。有一天主管文化工作副县长张保真给我打电话“明天早上你们通知召开全团职工大会，我来传达县委一项决定”，传达内容是“县委决定，今后县委、政府领导，谁也不准批评剧团领导”。就这么一句话，我和许多人不解。因为这样的决定在榆林县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几天以后县委屈书记找我谈话，向我解释县委做这个决定的原因，他说：“你们都在好好干，如再干不好，责任在县委，是政府给你们提供的条件不够，不责怪你们”。原来是领导用这样方式给我们撑腰壮胆。县委的信任是对我们业绩和价值的肯定，成了大干快上的巨大物质力量，全团上下，每个人就像注了兴奋剂一样，找差距，鼓干劲，上水平。多年来，回忆起这件事，心情激动，热血沸腾，感受了一次好像评为全国劳模一样光荣的最高奖赏，令人回味无穷。

九、美中不足

一是创作滞后，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央新领导仍坚持“两个凡是”，批判右倾翻案风。当时，我参加县委召开的一次会议，揭批“三项指示为纲”，宣读了三项指示原文，大家异口同声，说得对着哩，有什么批判的呢？最后主持会的人解读“因为三项指示是邓小平说的，所以要批判”，人人心照不宣。但都有一个共识，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任重道远。

在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情况下，作为以政治宣传为己任，演出现代戏的文艺单位，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使文艺没有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创作滞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创作优秀剧目，这是剧团第一车间，也是发挥自身特色的关键一环。为抓创作冲破当时不让任用农村人员的禁区，破例录取农村文艺积极分子为创作员，坚决贯彻鼓励创作“文责自负”的原则，虽创作几个，均因思想性不强，而死于胎中，在地区举办的创作剧目调演会上，表演了反映农村两条路线斗争题材的《松树湾》因水平太差，未上名次。这是剧团唯一的败笔。为配合当时形势，移植上演了《卖花椒》等一些时尚节目，完成政治任务。后来上演了大型民间歌舞剧《兰花花》《刘三姐》《江姐》等，使剧团得以健康发展，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

当时，剧目创作都要忆苦思甜，进行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有顺口溜：“书记不在家，队长出麻达，忆苦思甜解圪垯，团结战斗开红花”，说明这种形式主义的创作，限制了文艺创作的源泉和空间，走上了自我封闭的境地。

二是兴建剧院计划未能实现。

县歌舞剧团发展壮大以后，经常在场内演出，当时的榆林剧院，由地区文工团专用，中山堂太小，又以放电影为主。我们每次演出常有剧场作难，因此，把建设县礼堂作为剧团的硬件设施多方奔走呼吁，终因投资过大，县财政拿不出钱而搁浅。

当时，各县虽财力困难，都在争取建设礼堂，提供剧团演出场地。绥德县剧院1800座，1958年上马以后，只作半截墙，因经费奇缺，停工多年才最终建成，成为全省建设工期最长的一个剧院。横山县剧院修起多年，却无座椅。唯有子州县剧院，设计较好，成为全区好剧院之最。后来有人就此编顺口溜：“绥德的大，子州的洋，衡山修了个空壳廊”。而我县却连个最差的也没搞起，使当时歌舞剧团在城市演出受到影响，成了那段工作中永久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