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工团的十四年

一、机耕及历年人员的变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热潮，为了更好地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1965年榆林县革委会批准组建一支乌兰牧骑式的农业学大寨文艺宣传队，委派我负责组建队伍，并担任宣传队队长。地址设在原榆林县政协委员会院内，活动经费由县政工组负责批拨。人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从县级机关抽调一部分有文艺特长的在职人员，另一方面从插队知青中招收一部分能歌善舞的人才：第一批队员有：任国胜、杨文明、刘保国、孟凡林、陈国荣、慕利英、王爱花、艾芳梅、蒋海燕、罗翠芳、陈林、徐岳勇、宋祥林，柴国华，王长城等。宣传队经过短时间的整训，排练了一台歌舞晚会，汇报演出后，反响不错，宣传队决定下乡演出。东西道具、服装、被褥都是自己背着，步行深入农村，厂矿。宣传队每到一地，就把本地的先进事迹和好人好事编写成文艺节目演出，深受群众的欢迎和喜欢。很快这支农业学大寨文艺宣传队在全县就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得到了榆林县革委会的肯定。1970年，宣传队赴山西吕梁地区慰问支榆运输队，深受欢迎。1971年，榆林县革委会决定成立榆林县文工团，经政工组批准招收了马慧景、田雲、李素梅、张清芳、朱启高、贺建忠、罗云飞、马高才、周兆廷、折永旺等学员加强宣传队力量，这时从县上各单位借调的人员，因原单位工作需要，先后返回原机关。刘桂英同志从工宣队调入任指导员。在职人员返回原机关后，演出受到了影响，1972年，经县革委会批准又招收了：潘桂萍 、许靖梅、章红艳、马光荣、杨美霞、王振林、白建民等人员充实文工团。刘桂英调回工宣队，许春生调入任指导员。1974年许春生调回革委会。张庆华调入文工团任书记。我任团长。调高治民任副团长，1975年王遂成调入文工团任副书记。张庆华调离文工团。1976年经县革委会批准又招收了燕小军、刘宏飞、郝榆生、戴瑞祥、李鹏飞、李惠民、郝振娥、郑爱云、郝玉虎、郭忠芳、黄强、孙文斌、张治平、陈榆生、乔纪文、赵 青、冯学芳、李 治、刘小琴、朱东林、申玉香、朱聿有、叶新华、秦伟、燕林怀、席向举、史文珍、王 芳、杨虎平、谢承峰等学员充实文工团。文工团下设业务股、办公室、党务  勤股三部分。1976年王遂成调离。同年白福江调入任书记。我仍任团长，高治民任副团长。这几年先后调入调出有韩玉林、曹志勇、李庆荣、张增艳、许步斌、张芳兰、王随生、陈爱芳、李成俊、郝星元、田治生、高志远、张振业、张建宏等人。1978年王自信调入任副书记。1979年县上又批准招收刘学兵、赵龙、田建生、艾宝、吴雪燕、张菊芳、崔阿丽、陈丽、郭适、闫大宝、高小霞、郭静芳、王艳霞、杜亚丽等学员。同年县文工团改为榆林县歌舞剧团。1979年高治民调离。1980年白福江调离。1981年榆林县歌舞剧团代表榆林地区参加陕西省首届音乐舞蹈调演，演出除获奖外，受到了国家文化部、陕西省文化厅及全省同行的极高评价，“陕西日报”等宣传媒体都进行报道，文化部的贾专员说“我好多年都没有欣赏到这么一台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歌舞，没有看见这么一批生龙活虎的演员了。”1982年文化部要调这台晚会赴京展演，在地区文化局的帮助下，又借调了个别演员和乐队演奏员充实演出队伍，又请了王选民、白秉权和原来的指导老师霍向东等精挑这台晚会。演出团在京受到首都文艺xx的极高调研，并召开多次研讨会，讨论民族歌舞的发展前景。

1982年高体荣调入任书记，我仍任团长，王自信任副书记，高林调入任副团长。

从北京展演返榆后，榆林地区有关领导就研讨，准备成立一个民间艺术团。经多方讨论，1983年7月在榆林县歌舞团的班底上（县歌舞团抽调三十六人）又从各单位和民间艺人中先选了十多人，组织了榆林地区民间艺术团。从此曾经辉煌一时的榆林县歌舞剧团消失了，我也被调入艺术团。团里留下来的人员，经整合组编，成立了榆林县文工团，后改为榆阳区文工团。

二、歌舞团业务建设及发展理念。

由宣传队转变为文工团，这是一个质的转变，文工团如何发展，走什么样的艺术道路等问题，县上领导和团内领导多次开会研讨，最后确定一个准例：一大三小，一专多能；一大就是要为工农兵和厂大群众服务。三小是：小队伍，小装备，小节目：一专多能是要求演员做到多面手。在这个思想理念的指导下，文工团开始迈步了。

文革后，榆林地区十三个剧团，有十二个改为演古装戏，唯有榆林县演的是歌舞，相互也无法借鉴。刚起步团里是一穷二白，团里没有正规的练功房，缺少各种师资……真是困难重重，面对现实，团里提出“向延安抗大学习”、“向延安鲁艺学习”的指导思想。文工团的小院子成为练功场地，没有垫子，同志们拉来麦秸代替；房前窗台就是压腿的把杆；团里唯一的一架破手风琴是演员们每天早上练声的必备工具；下午演出期间，田间地头、农户院内、打麦场等地方都成为演员们练功的好地方。但作为一个专业团体这样长期下去，对业务的发展等条件多不利。多次研讨，我们采取了请进来、送出去的办法，在短时间内尽快提高演员、演奏员的专业水平，先后请了高俊、高国华、刘天祥、朱香英、马淑萍、尚爱仁、张素珍、刘统刚、朱聿有等舞蹈老师来团授课，请著名导员张明亮、王克文来团拍戏，请梅振业、任加信来团编导剧本，请白秉权等声乐老师来团上声乐课，在此基础上又派朱启高、罗云飞、张治平、李惠民、贺建忠、燕小军、赵青、曹志勇、马高才、潘桂萍等先后去延安歌舞团、陕西省歌舞团长期学习深造。

团里编制有限，没有专职美工，舞台上用的道具等都是演员们利用晚上和休息时间自己动手制作，话剧“红柳河畔”要做一棵白杨树的叶子，马慧景同志把家里的从外地买回来的绿色塑料布拿来剪成树叶片，（塑料制品当时刚上市，很难买到，是稀罕物）粘到树枝上，放到舞台上和真的一模一样；为做几把舞蹈用的唢呐，寒冬腊月，同志半夜围着火炉，在微弱的灯光下，把浆糊粘到纸和碎布上，再粘到模具上烤来烤去……类似这样的事，在团里真是太多太多了。文工团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除了回家吃饭，不论领导，还是一般同志，大家不约而同，都在团里忙活着团里的工作。那时物质匮乏，生活条件很差，玉米面馍、钢筋面（用玉米面经过高压出来的一种面条）、土豆、酸白菜，是每天的主要食品，可同志们每天三趟功要练，早晨声乐要练，中午的戏要排，乐理课上的曲谱要过关……每天从早忙到晚，有的人晚上尿床了、有的腿肿了、有的在被窝里偷偷地哭了……但大家谁也不愿离开这个“穷”家，而是精力充沛、一心一意干工作，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把大家拧在一起，要干出个模样来……正因为有这种精神支撑，文工团在短短的几年里从小歌舞发展到中型歌舞剧，再到大型歌剧，上演了好多优秀的剧目，如舞蹈“大岩铁姑娘”、“纺织歌”、“织网舞”、“采茶舞”、“草原女民兵”、“大秧歌”“边区大生产”、“情深谊长”、“喜洋洋”、“相亲”、“十对花”等，小剧有“当红军”、“兄妹开荒”、“打豆腐”、“渡口”、“高渠新歌”、“一挑扁担”，大型剧目有话剧“红柳河畔”、眉胡剧“梁秋燕”，花鼓剧“牧童与小姐”等，歌剧有“杨三姐告状”、“红珍珠”、“三十里铺”、“刘三姐”、“江姐”、“兰花花”等，其中“兰花花”在榆林地区演出超过百场盛况不衰，这在榆林演出史上也是少有的。

三、我在文工团十四年的体会和感受

从建团前期到离开文工团，我整整呆了十四年，在十四年里除当团长，我干过编曲、演员、教练导演……我把最美好的青春时光留在这里，十四年漫长但也很短暂，我经历了跋涉的艰苦和辛酸，也感受到丰收的喜悦和成功的自豪，看到一个个孩子从稚嫩的小脸变成茁壮的小伙和俊俏的姑娘，一个个都变成舞蹈家、歌唱家、演奏家，成为榆林地区乃至陕西省艺术界的中流砥柱和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成为名闻遐迩的艺术家。榆林县文工团可以说是本地区新歌舞发展的摇篮，培养艺术人才的基地……看到这些，我就是再苦再累，也满足了。

十四年我工作中深感党领导的重要性，没有上级党委的关怀和支持，文工团不会发展的那么快，业务不会提高的那么高，十四年我也深感一个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扎根群众当中，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这是方向，是目标，离开这个准则，将一事无成。一个成熟的有成就的艺术团体，必须走民族民间道路，有民族风格，有地方特色，才能傲然屹立于中国艺术的百花园中，才能放射出斑斓的光彩。

十四年自己也有好多自责，整天忙于自己的工作，忙于自己的业务，而忽略了对家庭的呵护和关爱，女儿从上小学到中学，我没有时间看过她的教室是朝东还是朝西？班主任是谁？各门功课学得怎样？没有看过她的一次作业……体弱多病的妻子，经常发出病危的警告，我没有拿出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她，1972年初冬，大哥告诉我年迈的父亲已发出病危的通知，这时我要带队去西安慰问演出，途经绥德也没回去看望他老人家一眼，在西安演出途中，接到父亲病逝的电报，我背着同志们在大树下哭了，因为还有演出，我没法回去给父亲扶棂上山，送终告别……是我一生的遗憾！

时间过得真快，太短暂了，离开文工团到地区艺术团，再到艺术学校一路走来一不觉得又二十年，我从一个生龙活虎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时光的垂青，给我脸上留下了一条条错从复杂幸福而又辛酸的痕迹，回首走过的道路，细细品味琢磨着往事，最使我忘却不了的还是在榆林县文工团的生活，工作时那些艰苦而又快乐的岁月，它是那么让我留恋和无限的回味……人一生就像一条长长的路，走了很久很久，回首身后，曾经是荆棘密布坎坷难走，挥洒的汗水告诉我风雨之后，阳光是如此的温柔，我期待着下一个路口，幸福在那里等候，尽管夕阳西下，但它仍然灿烂辉煌，在生命还未走到尽头的时候，去摘取硕果累累的金秋。

孟宗级

写于

2015.8.25